八国“足球小将”大比拼 中国哪里“缺口气”?

7月17日晚,上海源深体育中心,大屏幕上2:1的比分宣告了喀麦隆雅温得第一高中队夺得了2015中国(上海)国际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的桂冠。身穿天蓝色球衣的喀麦隆队员们高兴得跳起了非洲当地舞。这个喜欢光脚踢足球的国家,校园足球的实力不容小觑。

从7月11日到17日,来自中国、德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泰国、斯洛伐克、喀麦隆、西班牙8个国家的12支U18男子青少年校园足球队汇聚上海,切磋球艺。

为期一周的比赛结束了,代表中国参加此次比赛的上海、福建和内蒙古的四支球队,都未能从小组赛突围。

上海市教委体卫艺科处处长丁力认为,这次国际足球邀请赛打开了一扇“窗”,让中国看到了世界校园足球“高原”的发展现状,找到差距,取长补短。

澎湃新闻()在赛事期间探访了来自八个国家的队伍,通过他们的观点和行动,丈量中外校园足球的差距。

7月14日下午16时23分,泰国吞武里易三仓学校及其所属足球队又进一球,以3:0领先西班牙队。

这是泰国队在中国(上海)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的第三场比赛,开场23分钟,赛势乐观,泰国队华侨联系人杨波显得很兴奋,“我们的队员比赛时很有野心,奔跑、拦截、抢球都很主动,互相间协调密切。”

前一天,泰国队以4:0领先同场的内蒙古队。在杨波看来,与泰国球员相比,中国球员的竞技意识不足,踢起球来“中规中矩”。

喀麦隆雅温得第一高中APEJES队领队Guy Djouken也认为中国球员的表现缺乏热情:“我觉得你们应该继续激励球员,激发他们在赛场争夺的意志。”

而在西班牙华人华侨社团联谊总会主席团主席韩杰眼中,中国球员的体能训练还要“再加强”:“有一些球员上半场还好,但下半场体能不能持续”,与俄罗斯比赛过后的上海一队领队陈旭峰也发现,球队中很多球员都出现受伤和脚抽筋,“还是欧洲球员的身体素质占一定的优势。”

喀麦隆雅温得第一高中队(蓝色球衣)以2-1战胜斯洛伐克特尔纳瓦斯巴达队,夺得冠军。

对于中国教练员,韩杰的感受是:“比赛时,他们在球队的战术调整上比较乏力。”

俄罗斯陶里亚蒂拉达队的华侨秘书长任蓉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在俄罗斯,足球教练员大多从小就开始踢球,球龄很长,而当地政府也会专门组织针对他们的培训。相比之下,中国足球教练员的专业水平和赛场经验显得缺乏。“中国政府也应该在体育师资上增加支出,给足球的推广创造条件。”任蓉认为中国可以借鉴俄罗斯足球发展的经验。

上海-斯洛伐克联谊会会长汪甲华说,除了财政的支出,企业的支持也应该加入资金支持的名单。“资金来源不应该只有单一的政府,如果企业不愿意,那政府就应该是中间牵头人,争取民间资本的注入。而且国内外的教练也应该有交流,国内教练要走出去接受更加先进的培训,国外的优秀教练也要想办法引入国内。”

在2015中国(上海)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高峰论坛上,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透露,今年暑假,教育部将集中培训5400名足球骨干教师,教一线教师如何上好足球课。今年5月18日,上海首场校园足球活动指导员培训班在上海师范大学正式开班,共有来自17个区县的1519名体育教师报名。8月份的培训又将启动。

对上海市教委副主任王平而言,足球指导员培训只是上海构建科学规范校园足球培训体系的一部分,上海还将拓宽师资来源渠道,面向国内外聘请优秀教练员、裁判员和退役的运动员进校兼职。

喀麦隆队Guy Djouken介绍,雅温得第一高中虽不是专门的足球学校,却因足球实力而在喀麦隆闻名。

在学校,每天上午7点半到12点半是所有学生的文化学习时间,12点半到下午2点半,球员们则在“阳光下训练”。这些球员大多从小学开始学习足球。队长Gando Biala Aimé通过青少年足球选拔进入球队,今年17岁的他足球生涯已经超过10年。“他是队里踢得最好的球员。”主教练Kenne Odi Patrick解释,喀麦隆队参加的第二场比赛中,Gando Biala Aimé踢进首球。

在俄罗斯队,队员中不少从六七岁就开始进行足球训练。队员们告诉澎湃新闻,从周一到周六,他们在每天6小时的正常学习时间之外,都会进行1.5小时的足球训练。如今,这些只有十七八岁的球员已经具备参加国际赛事的水平。主教练Aleksandr Babanov介绍,“此行来到上海,也是为国际比赛积累经验。”

这些球员的足球教育由专门的足球学校免费提供,“这类学校在俄罗斯所有学校中所占比例并不低,几乎所有孩子都有机会接受专门的足球训练”。对比俄罗斯,任蓉认为“学任何运动都要花钱”的中国体育教育给家长带来的经济成本过高,而足球学校等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本应是政府的职责。

在俄罗斯、德国、斯洛伐克和西班牙,足球俱乐部发展的蓬勃为青少年足球运动的普及提供了平台。

斯洛伐克的足球俱乐部通常由企业出资赞助,孩子们每年只需向俱乐部支付200欧元便可得到专业的足球指导,而当地政府则会为足球训练提供场地。

在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遍布每一个社区,这个位处地中海沿岸、一年中有256天阳光明媚的城市户外运动蓬勃。每到周末,踢球的人能达到几十万。

“中国足球体系的发展走走停停,但其实应该建一些专门的足球俱乐部。”韩杰认为,无论从占地面积还是建设资金上来看,足球俱乐部的成本都不算高,由政府提供场地、私人自负盈亏的俱乐部模式切实可行。

“在我们学校,球员们不只会踢球,他们的学业也都很优秀。”喀麦隆队的Guy Djouken说,即使在未来放弃足球,“球员们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继续学习,出路很多。”

俄罗斯的足球小学对文化教育也同样重视。在 “全民高等教育”的制度下,全国统一考试的成绩只作为俄罗斯高校招生的参考,足球运动员可在高校自主招生的环节顺利进入大学。

但在中国,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主要通过 “高考”,澳大利亚南墨尔本俱乐部队华侨领袖吴懿红认为这样的状况让很多孩子无法兼顾学业和运动,大部分孩子“在中国踢球是没有出路的”。

而这一问题在上海也正被关注。从2011年起,足球项目被列入上海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球类项目的选测内容。2015年,12%的学生选择足球作为考试项目。

今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力求通过打通四级联赛制度,让参加足球训练的孩子有“出路”、“有学上”,让踢球不再是孩子生涯发展的“独木桥”。

在韩杰看来,运动依然是国内青少年比较缺乏的,孩子们目前主要在追求成绩和文凭,“对体育和体育精神的追求还太少了”。与非洲和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对足球运动“没那么热衷”。在俄罗斯,踢足球已经成为了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游牧民族,俄罗斯是一个骨子里有着好战因子的国家,所有的俄罗斯人都热爱运动,热爱足球。”韩杰说。

任蓉说:“但中国是崇尚中庸的,有着保守、安居的思想传统,所以像足球这样有强烈竞技性质的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并不是很好。”

“在斯洛伐克,孩子们从小就开始踢球,这是他们一种很自然的生活方式,”上海-斯洛伐克联谊会会长汪甲华说,“中国开展校园足球最重要的目的也不应该是名次,而是要培养孩子们对足球的兴趣,显然,现在国内孩子们队足球还没那么热衷。”

德国波茨坦青年足球基地队华侨领袖邹文杰也认同当下中国的足球文化热情不及欧洲热烈,不过,“文化坏境并不是一成不变,我们可以通过多方的协调、配合来培养国民对足球和体育的热爱。”他向澎湃新闻介绍,多举办一些精彩和高质量的足球赛事可以让民众感受足球的魅力,这次有侨联参与的邀请赛也是很好的形式。此外,媒体对足球信息的关注也会唤起民众对足球的注意力和兴趣。

对此,汪甲华也建议说,我们要培养孩子对于足球的热爱,就要培养自己本土的足球明星,对足球英雄的喜爱可以成为他们对足球产生热爱的开端,吸引他们自发地感受其魅力,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让足球更有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德国著名足球教练施拉普纳认为,中国足球落后的症结是足球人才的塔基是空的。施拉普纳还纠正了家长的误区:踢球会影响孩子成绩。“我明确地说,这是不对的。爱运动的孩子,有拼搏进取心和责任心,学习成绩也一定好。”施拉普纳说。

“中国足坛教父”徐根宝也认为,足球要翻身,一定要把校园足球基础打好,培养孩子们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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